伊恩莫里斯为什么英国注定要依赖中国

大约23世纪前，一位名叫芝诺的塞浦路斯人移居雅典，并以哲学家的身份谋生。他的追随者后来被称为斯多葛派（Stoics），因为他们在雅典市场周围一处阴凉的柱廊（stoa）聚集，芝诺在那里用朴素的类比向他们解释生活。

想象一下，他喜欢说你是一只小狗，绑在马车后面。小狗不但有自由意志，而且这意志还不少，因此，当推车开始移动时，你可以决定要做什么。你可以和马车一起小跑，享受你的奔跑，也许还能接住车里的人丢下的残羹剩饭；或者你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跑，和马车比一比；或者你可以完全拒绝移动，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被脖子拖着，甚至被马车碾过。

巨大的非人格力量拉着我们到处跑，芝诺坚持认为，在我们之中没有人强大到可以忽视它，但我们也没有弱到缺乏选择的地步。我们既不是命运的棋子，也不是它的主人。成功的秘诀在于了解“马车”的行驶方向，并找出如何充分利用它的方法。

大历史表明，地理是确定“马车”在做什么的关键。我们通过它对身份、人员流动性、繁荣度、安全和主权的影响来体验“马车”的运动，但如果我们想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地图。

只有通过观察技术和组织度如何决定我们的舞台大小，个人或社群才能确定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员”，并为自己找到最有价值的角色。

自从英伦三岛的实体形成起，这就是英国人在整个年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舞台仅限于西欧，而这舞台由南部和东部的“演员”主导。对于最终成为英格兰一部分的族群来说，历史主要是关于如何处理来自欧洲大陆的事物。对于那些更偏北、偏西的族群来说，历史是关于从英格兰来的事物。

舞台由罗马向地中海延伸，在帝国灭亡后重新导向波罗的海，然后，当哥伦布和卡博特（译注：代表英国探险的意大利航海家，是自斯堪的纳维亚人后，首位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人）超越赫里福德地图（译注：HerefordMap，绘制于中世纪的年左右，仅包含欧洲和亚非部分地区）后大大扩大。

赫里福德地图与解读，图片来源：omniatlas

但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取决于岛民自己想要奔向哪条路，并加速前行。这就是过去年的重大战略辩论——关于天主教、大国均势、光荣孤立、帝国特惠制、大西洋联盟、欧盟——所最终围绕的，也是将会继续在21世纪争论的问题。

在将小狗向西拉过大西洋一个多世纪后，历史的马车现在再次向东行驶。在年的英国公投中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如何处理与欧盟的关系，而应该关乎北京。

让英国退欧之争成为一场灾难的原因在于，支持脱欧者和支持留欧者花费了关键的5年时间，就身份、人员流动性、繁荣、安全和主权等短期、肤浅的问题进行了坚决的争论，而长期的地理问题却最少被提及。这一错误让两个阵营都沉迷于欧洲仍然占据舞台的共同错觉。

政治学家克里·布朗（KerryBrown）讲述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或者说很可怕）的故事。他在年公投投票前不久，就英中关系发表公开演讲。他说：“听众以一种近乎超自然的平静，聆听了有关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组，以及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的新闻和分析。”而就在几米外，“隔壁房间里一场关于英国和欧盟的辩论几乎以骚乱告终”。历史的马车向东前行，但芝诺的狗却跑错了方向。

大约与芝诺在雅典提出哲学理论的同一时期，恒河河谷数百个独立的城邦被合并为几个帝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提出国际关系为一条“鱼之法则”所主宰：干旱时大鱼吃小鱼。在21世纪，整个世界正在整合。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特大干旱”。

一位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观察到，今天的小鱼正在“开始以防御性的方式思考集团化”。各政府得出结论：避免被一条大鱼吃掉的最好方法，是依附于另一条（希望威胁较小的）大鱼。然而，他补充说，现在这时刻，英国正好选择了“在没有集团归属的情况下漂泊”。

抱团并不是一个新故事。自年以来，“欧洲鱼”一直在吃英国，而自年以来，“美国鱼”也一直在吃。只不过它们是在默默地吃着。

早期的大鱼——罗马人、撒克逊人、维京人、诺曼人——像大白鲨一样闯入群岛，希特勒也可能会这样做；但20世纪的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表现得更像是一群小鱼。他们一点一点地蚕食英国的主权和身份，直到伦敦政府对岛国的繁荣和安全（就与欧洲的关系来说，还有人员流动性问题）的发言权，比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同行要少。

“像大白鲨一样闯入群岛”

年的辩论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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