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瘟疫,人类应该以理性超越指责

腊碧士（AlfonsLabisch）

李雪涛

5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人们在进入一家服装店前排队等待测量体温。新华社发

5月11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人们走过火车站内提醒“保持社交距离”的标牌。新华社发

5月1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工作人员在火车站内消毒。新华社发

特约对话嘉宾

腊碧士（AlfonsLabisch）

德国利奥波蒂娜国家科学院院士，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前校长，著名医学史专家。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全球史、德国汉学史、德国哲学史的研究。

思考全球疫情背后不同的治理逻辑

李雪涛：腊碧士教授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讨论新冠肺炎与疾病史的话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之汹，造成的影响之大，带来的灾难后果之严重，都是欧洲自二战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近日您与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房格劳（HeinerFangerau）教授出版了近页的新著《鼠疫和新冠病毒：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全球传染病》，系统探讨了这场全球风暴背后的历史隐喻、现实指涉与未来启示，为我们深入理解全球疫情背后不同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视角。

腊碧士：谢谢。这本小书实际上是我多年前《卫生人：近代的健康与医学》专著的“现实版”而已，它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鼠疫和新冠病毒，而是各类社会、政治家、行政人员、医生和研究者如何看待这种极具危险性的瘟疫，在不同文化特色的地区采取怎样的方式来遏制病毒的蔓延。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迫使人类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重大冲击。历史地看，这种由疾病带来的整体性变化和影响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回望人类集体记忆深处，那些曾经发生的烈性传染病如何深刻改写了公共和私人生活？如何理解每一次变化中各种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要素与相互关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类的社会设计和医疗建设应当如何延续或顺应？疫情风暴之中的个体又该如何保留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学理层面的论证话语，对国家、社区和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也极具价值。这本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的解说，尤其结合德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

科学与公共卫生的进步才使得抗疫成为可能

李雪涛：从全球健康史的角度来看，年前后，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仅有30岁，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成年就死了，而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感染疫病。而到了0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67岁，营养摄取的均衡、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政府在公共卫生监督方面掌握了新技术等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当代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甚至认为，在人的寿命预期方面，人类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便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前的情况相比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腊碧士：很遗憾的是，对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瘟疫，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予以“重构”。因此，有些疫情被夸大了，但更多的疫情却由于文献的残缺不全，以至于其规模和意义很容易被忽略。如果说之前的瘟疫还都是区域性的话，那么14世纪的鼠疫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进入19世纪后，尽管防疫的措施得到了加强，但瘟疫的传播速度、传染力和致病力都进一步加强。从至年发生在汉堡的瘟疫开始，人类才留下详尽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统计学水平较前已有大幅度的提高。接下来至年间全球死于鼠疫的人口大约有多万，而死于年西班牙大流感的人数更是多达万到1亿，甚至超出了一战中的死亡人数。其实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欧洲近代名人都是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只是我们以往没有从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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