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别让孩子盲目补课了我补课的真实经

一

经熟人介绍，我四年级时在师大附中住宿区里跟一个叫陈红的老师补英语。和名字一样，她的形象也太平常，至今已无法忆起。她家客厅就是教室，七八个学生围在茶几边，摇头晃脑读《趣趣英语》上的GoodMorning。第一节课她要我们默写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七八个孩子我第一个写完，交她手里，全对，大受褒奖。也许多年后我英语专业的伏笔在那天就已埋好。当时家长担心孩子的学习胜过担心生活，就凭当年风靡的一句话“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后来大家都跑了，可很少有人考虑过终点在哪。这种紧张在孩子成绩不佳的家庭里最令人局促。在那补课的一个同学，因为英语不好，每次补课其母必到身边陪读。我在同学中学得快，看起来也像好人，其母每次在老师讲完一处时就会拉住她儿子按住我让我再讲一遍。她儿子不乐意，但硬是被逼着说出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我也只好给他讲解。她穿着梅色的棉衣，身上有一股猪油或者火腿的味道，在她紧张时尤其浓重。

二

一年后我离开那间客厅，去了家门后新奥巷一个写字楼上开的亨德森学校补课。一个周末我插班入学，老师姓范，不过25岁，也许很漂亮，把一本词典翻到英文名字摊在我桌上，最后帮我取了叫卡尔（Carl）的英文名，词条解释，意思是“伟大的人”。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高中，直到大学改为迪伦（Dylan）。范叫我们拿出《新概念英语1》，第一课叫Isthisyourhandbag？（这是你的手提包吗？）刚从字母和单词世界里走出来的我在句子和对话中徒然迷失，全文学下来就记得一词，pardon？（对不起？）范也不着急，课后坐到我桌边，她读上句让我回下句，这样我才慢慢找到英语对话的感觉。范老师只教我们一学期就不见了，取而代之一个男老师，姓黄，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大学刚毕业，脖子短粗，头大脸方，戴一副方眼镜，穿衬衫打领带，随时憨笑，和我们打闹如孩子王。同学喜欢他，独我感觉我和他那一脸太放肆的笑难以交流，虽然他在课上给我们讲武侠小说的套路也让我忍俊不禁。一次听写apple（苹果）我嘀咕了一句“apple怎么写来着？”他嬉笑着说“谁不会写apple拿个apple砸自己脑袋上吧。”全班哄笑，我也笑了，但觉得也没有那么幽默。在那里我遇到让我最初心动的女生，那种对异性朦胧的爱慕从她开始。她名字特别，角阳昭明，卷发，圆脸，大眼睛，常穿一套红色的运动服。她在我之后插班进来，英文名叫赛西莉亚（Cecilia）。和爱丽丝（Alice）、蒂娜（Tina）不同，这个名字我看来更有节奏感。和她很少说话，因为在意识到我对她有同学之外的感觉后，只是看见她就会坐立不安。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我用来判断一个女生我是否喜欢的方法。不知如何交流，实在难熬，直到有一次黄带我们玩“牛头不对马嘴”，即每人用英语写一种活动，一个场所，一个名字，不得写自己，然后打乱组合。平时在班上闹腾者的名字，被写了四五次，而我的名字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黄抽出一对，念道“Carlisbathingonthemoon”（卡尔在月球上洗澡），同学大笑，而我当时隐约有种感觉，便望向角阳，发现她也正回头向我，做个鬼脸，笑了。

一个学期后的一个周末，我去上课，发现角阳不在，再下一个星期，依旧没来，一个多月后，终于听黄说她去了澳大利亚，那天我没有和朋友一起回家，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难过极了。几天后听到了保罗西蒙的歌《Cecilia》，第一句就是“Cecilia，youarebreakingmyheart”（塞西莉娅，你在伤我的心）。

三

初中，我的屠夫向我走来——数学。先教我们班数学的老师叫王作霖，和张作霖一字之差。作霖也是东北人，东北腔很重，白皮肤，高个子，年轻的谢顶已经从头开始。他认定我是学数学的好苗子，可我多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判断失误。一次作霖讲一道二元一次方程，追问我们答案，竟无一人回答，拍桌，让全班站起，说出者能坐下。气氛凝结，汗不敢出，我突然发现作霖在盯着我，期盼里面带有杀气。我脑子早就停工，呆望着他。一怒之下，作霖踹门而出，楼道震颤，我和全班呆立。作霖在第二个学期的夏天犯了痛风，由被他赐名“0.1吨”的陈亦逍搀扶入室，坐着讲课，持续数月，一年后离开了五中。都说他是那年教师节收到礼物最多的老师，我也有贡献。

那只是我恐数症的开始，那之后我在X，Y，三角形和圆形中持续迷茫。不会就补，这次倒没有去补习学校，而是师从现成的大师——我的外公。外公出生名门，父亲是昔日名满云南的回族名士马文波，我叫曾祖父。曾祖父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归乡于昆明办明德中学，又在蒙自草坝治水，灌溉良田千亩，又善经商，一时成为一方富豪。外公出生，排行第四为长子，自小伶俐过人，16岁读四川师范大学，半世辗转，而后于会泽矿山教授数学至退休。数学是外公最卓越的学科，也是外公一辈子的爱好之一，成为我外公后，他房间的桌上依然堆着各大学的数学课本，和我根本看不懂的辅助线和解题过程。每个周六下午，在数学之路上越行越艰的我，兜里提上一周攒下的疑难杂症，奔赴外公家。初中问题，外公对之如庖丁解牛，每解出一问，大手便在我本子上兴奋拍打，笑着惋惜我“哎呀！这个你应该会的啊！”若遇难题，那种躲在每页角落，空出一大片不怀好意空白的大题，外公便皱起眉头，可以十几分钟一言不发，俨然运筹帷幄之势，然后突然提笔，一蹴而就。正待讲解，外公一扔笔，大声道“这种题不合你做，你别管了。”然后大骂现在的出题人故弄玄虚，居心叵测，我如刑前获释，心中暗喜。讲完数学，外公还常会和我侃球，我大概是他晚年唯一能和他侃球的人。他回忆起年轻时看过的李惠堂会感慨，那是他见过最好的中国球员。每届世界杯他会抽出报纸，把他在报纸上那些球员照片下写上的他们的特点和漂亮的表现一一指给我看。年的欧洲杯决赛就是在外公家看的，意大利被西班牙进到第四球时外公得意地看向我，我则埋脸在沙发里说不出话。外公生了病，一次他躺在沙发上说以后别来问他了，还让我别再写诗，我点点头，接受了前者。

四

中考前，李波在班级寄语上写下“后来居上”四个字，扬长而去。侯波是我初中第二个数学老师，安宁人，高而干瘦，发色灰青，接手我们的时已年近五十，手捏一树棍，为他的授课在讲台上敲打节奏。侯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就是家长会等待其他老师讲话时，他立于屋檐下，背对镜头，一手横捏树棍，一手紧握手腕，双脚跨立，作保安状，当时看来，实在威风。侯教过什么，早不记得，但他课堂之激情，是一提起就忘不掉的。同学邓辉，方时体格瘦小，剃一板寸，却是我校“坏学生”或者“飞车党”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特征就是改校服裤脚成小脚裤，人均一辆电动车为座驾，午休时结伴跑到味精最重的小吃店打火抽烟，看准老师个性，对症下药，一般不会听没有必要之课，也不会写没有必要之作业。一早数学课，见李破门而入，面色铁青，手端一沓作业，狠狠摔到木讲桌上，双手一撑，高瘦的身子前倾过来，用安宁口音大声喊：“赵辉，你给老子站起来。”赵应声从同学中昂头起身，盯住侯波。“你作业呢？”李问。“没写。”不假思索。李微微点头，带着身子轻轻晃起，忽然一锤讲桌：“你就混吧，天天骑着你那张电飞车，混成你妈废人！”赵辉也不含糊，立刻嘶吼起来“我没混！”李听得，停住了震怒，见他轻叹一声，手绕到腰后解下了小蜜蜂（扩音器），又捏住眼镜腿往侧边摘下，放到一边，一切收拾妥当，骤然冲下讲台，三两步跨到起面前，双手揪住赵的衣领，一举腾空，二砸把那赵辉砸进了班上蓝色的大垃圾桶。赵身型瘦小，桶口又大，一经砸摔，整个人都身陷桶中，还没等爬出来，嚎啕大哭。

李开的补习班，在五中对面一片城中村的宿舍楼里。每个周天的早上八点半，我就赶到楼下，等他下来开门。侯开门侧身，也不抬眼看我，一个手势意思是进来。进来，低矮的楼道里就开始阴暗，碰上雨天则会立马潮湿，一次雨大，水淹过了鞋底。教室房间全日背光，有吊灯一个，到膝盖的桌子凑在一起，我们对着搭起来的白板并排而坐。李从学校拿来白板笔，在白板上左撇右捺，答案我倒是记了一堆，可总难跟上他的思路。后来测验，我的分数一直不低，因为他出的题全是补课时候的原题，想要高分，写上相同的答案即可。我和李的交流不多，最多就是上课时白板笔告急，他忽然扔下讲题，头也不回向当时是班长的我喊“李元羿，给我拿几支笔来。”一次后桌上课絮絮碎语，侯转身把粉笔劈头砸来，误伤了我，他立马伸手在我衣服上拍了两拍，反而拍上了一肩灰。中考前我没有再在他那补课，后来一次考批，他在课上念到我分数时稍一停顿，然后瞥着我道“很好，你还有很大的退步空间。”那年中考题简单，分的数学我考了87，毕业后也时常会谈起他，但也再未想过去谋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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