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病案风雨录
医院老楼
文：刘守华
年9月，北京医院迎来建院一百周年院庆。百年征程，世纪华章，医院形成了“立院为国，立医为民，立学为真”的独特品格。而其品格的确立，又离不开堪称协和“三宝”的教授、病案、图书馆。本医院一同走过百年风雨历程的“三宝”之一—协和“病案”。
若干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主席访华，无意中提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自己出生在北京医院。陪同人员说，医院找找当年的出生记录。果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一位普通异国婴儿的出生记录，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病案室里。病案中不仅有他出生时的基本情况，还印有纯蓝色的婴儿小脚印，甚至母亲每次哺乳时间都有详细记载。
这就是协和“病案”，记录之详细，保存之长久令人叹为观止。而数百万份病案跨越百年，更是堪称奇迹。
协和“病案”创建记
病案即病情记录，史书载，我国汉代就出现了被称为“诊籍”的完整病案。而近代病案记录，则是年西方基础医学在中国传播后开始产生的。
年，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出资，创办了私立北医院。建院之初，医院就堪称世界一流，令人艳羡的资金背景、严格的学生入选标准、残酷的淘汰制度、独特的教育方法……也因此从这里走出诸多引领中国医学发展的医学大家。此外，经过数十年时光积淀，协和还拥有几代人不懈努力才积累而成的数量庞大、规范完整的病案。
整齐有序的病案
建院初始，虽然协和已建立病案意识，但当时国内尚无保存管理病案的现成经验。于是，协和第一任病案室主任王贤星设计了一套“整体制”管理方法：医院内只建立一份病案，各科通用，不管病人住院、就诊多少次，所有医疗记录都集中在一份病案内，并且终身保持一个病案号。这一病案管理制度，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病案管理制度之先河，在当时世界上也属于领先地位。医院领导提出赴美国考察病案管理的报告，当时的院长、美国医学家胡恒德（S．Houghton）说：“不是你到美国学习，而是美国要到协和学习。”
协和“病案”创建之初，即分为住院和门诊两大类。第一号住院“病案”是年1月26日接收的一位叫DannAgner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女病人，病症是天花。第一号门诊“病案”是年7月1日接收的一位叫郑长寿的病人。除了普通患者的病案，孙中山、张学良、宋庆龄、宋美龄等历史名人的病案，至今也完好地保存在协和病案库中。
完整、周密地保存数百万册病案，绝非易事。百年风雨历程，协和“病案”饱经沧桑、历经磨难，曾几度险被销毁。
保存在牛皮纸袋里的病案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突然进驻协和。门诊被关闭，住院患者被迫出院，学院停课，教职员和所有学生被迫离开学校。医院的大夫们也不得不各自寻找生计。当时内科大夫钟惠澜联系了一批协和校友，医院进行改组，重新行医。而日本人关闭协和还不甘心，准备将病案全部销毁。钟惠澜知道后非常焦急，找到日本人说：不能烧！如果你们要卖的话，我们就凑钱全部买下。一天，一位日军军医找到病案室主任王贤星，直接下命令将病案销毁。王贤星冒着危险，义正词严地对日本军医进行了谴责，才使病案得以保留下来。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非常困难，纸张更是缺乏。医院有人提出，可以将部分老病案送到造纸厂做原料。王贤星得知后，立刻找到院领导，坚决反对这么做，总算保住了病案。
协和“病案”体现的协和精神
几代协和人数十年贯穿始终的接续坚持，一份一份病例日积月累，才达到数百万份病案穿越百年的规模。笔者曾看过一份林巧稚大夫当年记录的英文病案，工整、详尽，条目清晰。这样的病案，在协和不计其数。而每一份病案的诞生过程，又都传递着协和独有的文化气息，渗透着老协和大夫对年轻大夫的言传身教。
林巧稚书写的病案
在协和，保证病案的原始、客观、完整、安全是件十分神圣的事。病案室至今仍设有质量控制部门，专门为上交来的病案质量把关。协和的医生训练也是从写病案开始的。写病案不仅作为医学院学生临床入门的基本功，医院对医生考评的依据。
在一般人眼里，病案就是对病情和诊治情况的简单记录。其实，病案内容包罗万象，作为一份关于病人的医疗档案资料，它既要记录疾病发生、发展、诊治的过程，也要对病人发病之前的身体情况及治疗后的效果进行记载。协和的病案概念就不是仅仅停留在“病情记录”的层面上，而是涵盖了健康记录的内容。
据介绍，当初协和采集病案采取的是延伸方式，前后都要延伸到尽可能最早和最晚。从一份记录国内最早连体人手术的典型病案，可以看到协和“病案”的独特之处：年12月，协和接诊了首例连体患者刘氏兄弟。年做了分离手术，其中一人死亡，一人存活到77岁。这份病案采集的信息既包括刘氏兄弟身穿清代服饰的少年时的照片、剪报，也有手术10年后对存活者的追踪记录，非常完整，对分析连体病例极有意义。
协和收治的我国首例“连体奇人”手术病历。
医院在建院初始，还设立了“社会服务部”，主要为确有困难的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可以为医生提供治疗前的社会调查和治疗后的追踪随访结果。医生们遇到因生活贫困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时，就会去找“社会服务部”。工作人员随后会对患者进行社会调查与家庭访问，写出对其生活状况调查的书面报告。社会服务部再根据这个报告，决定对病人的资助方式。这些调查报告，及对出院病人进行的随访调查，都要附在病人的病案后面。几十年过去，病案室依旧完整地保留着这些原始记录。在一张张发黄的纸上，仍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这样的字迹：“……大夫优待，按八五折计算……”“……大夫免收费用……”
对病案高质量的严格要求，就使得大夫必须掌握问询患者的艺术，学会对病情细致观察，对检查结果详细记录并进行科学的归纳和分析。有一个流传在协和的故事：一批协和医学院的见习医师到妇产科实习，导师林巧稚要求每人完成10例初产妇分娩全过程的观察，并用英文写出完整的产程病案。学生们仔细观察和记录了分娩的全过程，林巧稚一份份看过后，只在一个学生的作业本上批了“Good”，其余的全部退回重做。这些学生随后加倍认真地观察、记录，结果林大夫依旧不满意。于是，这些学生找来“Good”的作业，对照之下发现，那位同学的病案记录上，只比他们多写了一句话：“产妇的额头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那时，写不好的病案会被勒令修改十几遍，年轻大夫只有对病人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通过前辈们近乎完美的标准和严酷的追问。
医院老楼大厅里的林巧稚大夫的塑像
据说医院著名内科专家张孝骞大夫一直保持检查学生病案的习惯。一次查房时，他发现一位病人的病案写得不够详细，并没有马上批评负责的大夫，而是静静地坐到病床前开始问病史，并做了详细记录。这种无声的行动，一直刻在学生的记忆里。有一位教授回忆自己刚进协和时，因病案写的不合格，曾被罚“重做一年实习生”。在这一年里，她一共写了余份病案。实习大夫不仅要学会对病情进行详细记录，还要学会归纳和分析。为了“对付”导师关于病因种种可能性的提问，他们在向导师提交病案之前，都要跑到图书馆和病案室，查阅相关病例的资料和各种书籍。一位协和大夫曾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依旧记得病案室里的书桌和高背靠椅，协和许多教授有着自己的固定座位，他们的星期天常常在那儿度过。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那些熟悉的身影一动不动地镶在窗框里，像是一幅幅逆光的剪影……”
工作人员在整理病案
协和“病案”成绩簿
正是导师们这种近乎残酷的职业训练，才让一代又一代的协和大夫练就了过硬的本领，也才使协和积累下来数以百万质量上乘的病案。
协和人把“病案”称作“宝”，详尽的病历档案，每一册都记录了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经过，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数据。在医生们遇到疑难病症需要帮助时，只要找到病案室，工作人员就会从上百万份病案中提出相关病例。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的夫人患病，很多专家都无法确诊，最后请张孝骞大夫诊治，张大夫在没给病人做任何辅助检查的情况下，仅通过详细询问其病史和查阅相关病案，就准确地诊断出马夫人的病症，一时轰动医学界。
在医院病案室里，数以百万计的病案用牛皮纸袋封存，整齐地插放在一排排的病案架上。医院每天就诊量有六七千人次，但从浩如烟海的病案中调阅某位患者的病案，却并非难事。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归档方法，病案归档准确率达到%。而将所有病案按尾号排序并加色标区分的独特分类方法，又让工作人员调阅病案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卷。
数以百万计的病案整齐摆列在架子上
每天散落在各科室的数千份病案就是用这些旅行箱送回病案科。
协和“病案”，除了发挥“病情记录、研究身体史”的作用外，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出社会的变迁。所以，协和“病案”是研究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3年，协和“病案”有一次“闪亮登场”。国际医学界普遍认为，人一生的健康状况，与最初在子宫内的发育状况密切相关，它甚至关系到一个人中老年可能会得的各种疾病。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起一项名为“宫内发育与老年病关系”的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年至年出生的人，进行出生期和老年期身体状况的对比统计研究。有关专家到中国考察后发现，只有医院还保存着那个时间段在这里出生的婴儿病案。从3年起，这项研究的中国部分便开始在医院进行。当时从病案中找到符合条件的0多位老人，其中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吴文藻和谢冰心的女儿吴青。邀请信发出去后，许多老人从国外、从外地回到协和参加体检。有一位老人听到工作人员给他翻译自己出生时的病案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因为在他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没有给他留下丝毫印象。而发黄的病案中却有母亲生他时曾患妊娠高血压，右手腕还有一个腱鞘囊肿的详细记录。
有人做过统计，从“协和”出来的临床研究论文，80％以上都是在病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有了几十例上百例实实在在的病案做支撑，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自然不容置疑。
岁月无声，往事不言。一份份的病案讲述着一桩桩往事，道出了“医乃仁术”的内涵，也展示了协和一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独特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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