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世界上最长的直飞航班,是种什么样的体

媒体人和部分澳航常旅客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办理登机手续。JamesD.Morgan/Qantas

澳洲航空计划开通

有史以来最长的商业航线，

从纽约直飞悉尼。

萨拉·莱尔参加了试飞，

并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近20个小时中

的飞行体验。

如果你准备穿着袋鼠主题的睡衣飞行近20个小时、跨越若干个时区，在上下颠簸的气流中，在违背正常生物钟的情况下入睡，那该吃药还是吃药吧。没人想在太平洋上空1万多米的金属管里发疯。另一方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坠入连续的时空裂缝，大概也是很合理的反应，毕竟，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商业航线。

上个月，从纽约飞往悉尼的首个直飞航班起飞约6小时后，我陷入了这种状况。当时是纽约时间凌晨3点，在这个小小的高级空中流动营里是0点。此前，我一直饱受鼻塞之苦，积液在鼻窦周围游移，进而引起耳部感染。虽然已经过了感染期，但在一段时间里听力仍有问题。我在网上看到的全是负面信息，其中一个网站说，“耳部感染期间飞行也不是一定就会导致鼓膜穿孔”。

我差不多从下午就开始不停地服用减充血剂药物。当时，我处于一种隐隐的疼痛麻木状态，感觉自己就像电视剧里那些年代游荡在时代广场附近的瘾君子，神经紧张、大汗淋漓、口齿不清。很快就要熄灯了，这是本次航班计划的下一项集体活动（睡觉），而我可能犯了自成年以来最严重的服药错误。不过那是后话。

自从飞机问世以来，航空业就在不断发展。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Lindbergh）首次独自飞越大西洋。年，协和飞机让世人看到，以两倍于音速的速度载着乘客环球旅行绝非梦想（虽然最终可能并不实用）。长途飞行曾经意味着噪音和晕机的折磨，如今已然变成平静与奢华的绿洲，至少对于那些有幸买得起豪华座位的人而言。

现在，澳航计划推出悉尼与纽约间的直飞航班，飞行时长近20小时，超过目前新加坡航空公司从新加坡到纽瓦克的长达19小时的最长航线记录。

悉尼大学查尔斯帕金斯中心的玛丽·卡罗尔教授（右）带领参加试飞的志愿者做伸展运动。JamesD.Morgan/Qantas

在澳航看来，新航线将比从纽约至悉尼的常规航线缩短约3小时，且无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那种地狱般的地方转机，这本身就值得庆祝。用澳航首席执行官艾伦·乔伊斯（AlanJoyce）的话说，“在洛杉矶转过机的人都知道，那是多么痛苦的事。”

航空公司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正式推出这条航线，但目前仍停留在试验阶段。10月18日，三个试飞航班中的第一驾起飞，机上共有49人，包括澳航的员工、6名常旅客和一群记者。澳航方面保证，这趟航班的碳排放完全能被抵消，而且实际消耗的燃油会比那些需要中途停靠的飞机更少。“这对于澳航、澳大利亚航空业和世界航空业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机长肖恩·戈尔丁（SeanGolding）宣布。

我恰好喜欢长途旅行。我恰好喜欢澳大利亚。在商务舱里坐超长时间，没有WiFi，看上几十部平日里决不会花钱看的电影和电视剧，能有这样的机会，没人会比我更兴奋了。我不受时差影响。无聊的人才需要睡眠。不过，从参与式新闻的角度来看，“试验飞行”的概念还是令我有些不安。如果试验的结果是飞机没能抵达目的地怎么办？我可不想为航空业的未来献身。

但问题不在于飞机。这是一驾全新的波音-9梦幻客机，刚刚从西雅图下线，还带着新飞机的味儿，座椅还没沾过人气。问题在于乘客。如此长时间飞行会对我们的睡眠、情绪、消化系统、荷尔蒙和褪黑素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人员打算利用从常旅客和机组人员身上收集的精神敏锐度和身体数据信息，让未来的乘客飞得更轻松。

我们还与玛丽·卡罗尔（MarieCaroll）教授进行了一次振奋人心的交流。卡罗尔教授是悉尼大学查尔斯帕金斯中心的教育发展主任，一名心理学家，担任此次飞行的时差顾问。一登机就把手表调至悉尼时间！不要饮酒。多活动。尽可能不要睡觉，不要无所事事。关掉屏幕。戴上耳塞，戴上眼罩。别再看电视！去睡觉。她说，这一套对她一直很有效。“我期待着明天一整天都精力充沛。”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只能说，呵呵。

卡罗尔教授的建议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平静基础上的。然而，准备一次海外飞行从来都不是件轻松事。你把一周要完成的事情压缩至两天，熬夜整理行李，在去机场的路上还要忍受每一个红灯和糟糕的交通状况。即便最无可指责的旅行者也会担心因危害安全的随机犯罪事件而被交通安全管理局拦住。晚上，拖着登机箱穿过弥漫着焦虑情绪的机场通道，你会有一种特殊的疲惫感。

得益于单独的值机柜台和隔离候机区，我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度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轻松时光。但我已经感觉很糟了。到晚上8:30左右开始登机时，我已吞下三种处方药，外加一片抗过敏药和速达菲（止痛药）。起飞前，我往鼻腔里喷了一剂鼻福灵。我脑子里嗡嗡作响，像个忙碌的蜂巢。

机上的第一餐，乘客们享用了香辣西红柿藏红花汤。JamesD.Morgan/Qantas

大多数红眼航班会立即为乘客备餐，然后熄灯，但这一次的计划是让我们再保持6个多小时的清醒，直到纽约时间的午夜。此外，用卡罗尔教授的话说，航班提供的香辣晚餐能“一巴掌打醒你”。我喝了藏红花西红柿汤，吃了鲜美的海鲈鱼，接着是含咖啡因的黑巧克力和茶。

唰，灯光也被调亮了，亮得像探照灯。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欺骗我们的身体，让它们以为已经提前14个小时达到悉尼。我看了好几集《巴瑞》（Barry），讲的是一个职业杀手参加了亨利·温克勒（HenryWinkler）开设的洛杉矶表演课程的故事。空乘开始分发正面印着袋鼠图案的睡衣，营造着集体幼稚化的愉悦感，就好像我们在参加成人睡衣派对。坐在前排的澳大利亚晨间节目《日出》（Sunrise）的联合主持人戴维·科赫（DavidKoch）告诉我，理解换装带来的心理变化非常重要。

“这是一种睡眠暗示，”他指的是睡衣，“在没有准备好就寝之前不要穿。”我说感觉自己已经有时差反应了，虽然屏幕上显示还有16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他回答说，作为一名澳大利亚人，他为自己对旅行的忍耐力感到骄傲，尤其是，说老实话，他总是坐商务舱。

“你知道，无论去哪儿，至少都得花7个小时。那种感觉就是，‘忍忍吧，娇小姐，你已经坐在飞机前排了，别再抱怨了。’”他说。

我的大脑没法儿停止抱怨，我的身体想要爬进棺材，永远留在那儿。虽然不该那么做，但几名常旅客还是喝了酒，然后睡着了。前面隔了几排的座位上，乔伊斯先生开始看《伦敦生活》（Fleabag）。他以前没看过，觉得开场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Waller-Bridge）在媒体面前讲述自己性经历的那一幕出乎意料地刺激。有一阵子，卡罗尔教授带领一组人在机舱后部做了一套健身操，鼓励我们把烤箱的手柄当作临时护栏。虽说凌乱，可我们总算是热情洋溢地跳了一场“玛卡莲娜”集体舞。

回到座位上，我试图做一些工作，但注意力却无法集中。飞机上显示是凌晨1点，但在悉尼已经不知道几点了。按照卡罗尔教授的建议，我服用了两毫克褪黑素帮助自己调节生物钟。在我面前的屏幕上，乔治·克鲁尼轻率地登上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站，每当他打瞌睡时，不是梦到他死去的妻子，就是从他黑暗的想象力深处召唤出一个邪恶的幽灵，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梦还是醒。我有点儿尊重他的困境了。“你不睡觉能活多久？”电影中的一个角色问道。

乘务员分发了我们的第二顿饭，一份令人昏昏欲睡的红薯汤、一个三明治和一份薄荷饼。他们的初衷是用碳水化合物和糊状食物来帮助我们睡眠。但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了，所有这些吃的都在我的胃里碰撞。我想起了我对家里床的热爱。

晚饭后，我的情绪迅速低落下来。突然间，客舱里的灯熄灭了。就好像你在一个鸟笼里，主人突然蒙了一块遮光的布。大家都躺下了，而且（似乎）当场就睡着了。我带着痴迷，不停地想起年的电影《迷失东京》（LostinTranslation），在这部电影中，迷茫而疏远的比尔·默里连续几天在东京徘徊，从失眠中清醒过来。

与卡罗尔教授的判断相反，我吃了安必恩，但好像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我又吃了一片。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当灯又亮起来时，我也不知道到底到了什么时间，因为我看不懂我当时在笔记本上写了些什么。但我们离澳大利亚又近了许多。

窗外的日出。SarahLyall/TheNewYorkTimes

乘客们看起来各种邋遢；轮班睡觉的乘务员们则看起来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早餐来了，一份精力充沛的蛋清煎蛋卷配香草土豆、炒羽衣甘蓝、菠菜和蘑菇。我很高兴能吃到这么好的一顿饭。我喝了几杯拿铁和一杯“醒神果汁”，营养在我的身体里流动起来。因为知道鼻窦的毛病在着陆时会比起飞时糟糕得多，所以我又吃了另一种减轻鼻子充血的药、一片过敏药、一种抗生素，又喷了几下阿夫林喷剂。

走道对面是《日出》的摄影师比利·福斯特（BillyFoster）。科赫在节目中说，他通常凌晨3点起床上班，但由于出差太多，他已经忘记了今天是哪一天。他已经喝了四杯双份浓缩咖啡。“我估计我睡了两三个小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火车撞了。”

机上厨师大卫·斯派克（DavidSpeck）睡得可就好多了。他遵循了自己的营养计划。“我喝了一大碗汤，然后想，‘我就坐着看个电影吧。’”他说，“于是我开始看约翰尼·德普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字叫什么来着？我看了大概五分钟。五个小时后，他们花了五分来钟才把我叫醒。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睡得最好的一次。”

澳航宣布此次飞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在19小时16分钟内飞了公里，落地之后油料还有剩。我们打败了另一架非直达的澳航飞机，那架飞机比我们早三个小时离开纽约。一群机场工作人员在等着看我们滑行进场。“我感觉很好。”戈尔丁说。

澳洲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梦想飞机飞行了19小时16分钟。DavidGray

穿回正式服装的我们被送走时，被送了一只纪念版的笑翠鸟玩偶。我的状态不是很好，但大多数乘客的状态看起来都还不错——比人们预想的在空中飞行近一天后的状态要好。他们说话都还很连贯。当我们下飞机到停机坪上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立即戴上太阳镜。

所以我先澄清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没有人想听一个有幸成为航空界先驱的人、自己没有付出一丁点儿成本、乘坐一架全新的飞机、搭乘一个历史性的航班前往半个地球之外的大陆，然后还一点事儿没有。没有人想听我是如何先丢了我的笑翠鸟，然后又吐掉了我的早餐。（澳航后来救回了笑翠鸟。）

之前有人告诉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为了对抗时差反应，我们应该出去走走，让阳光洒满全身。所以我就照做了。悉尼太美了。到酒店放下行李后，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澳大利亚的阳光下，经过雄伟的歌剧院，穿过植物园。我在几只漂亮的白色朱鹭附近找了一块好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垃圾鸡”或“垃圾火鸡”。

有一种应对到了澳大利亚之后的急性飞后恶心症状的方法：躺在草地上，让自己倦成胎儿的姿势。把手提包当作枕头，如果担心路人怀疑你已经死了，那就用帽子遮住你的脸。在那里呆上几个小时，尽量少动，以免扰乱你胃里的不稳定平衡。

你的身体就在世界上最壮观的港口旁边，但你的大脑已经滑入了一片模糊地带。你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穿越了半个世界。你在星期五离开了一个地方，并且在星期天成功地到达了另一个地方。这个概念很难理解，我们不小心跳过了时间和空间，轻而易举地便失去了一整天。星期六哪儿去了？可能你会尝试弄明白，但最后你会意识到，你永远都弄不明白。

撰文：SarahLyall

摄影：JamesD.Morgan,SarahLyall,DavidGray

编辑：朱凌青

翻译：熊猫译社胡萌琦葛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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